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位置、气候、疾病……影响一个国家兴衰的因素有很多，在新书《晋朝的死结》里杠杆配资炒股平台，作家沈刚提出一个观察的新维度：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观。
晋朝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之一，西晋是继秦、西汉和东汉之后，第四次形成的大一统政权，也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历史里，唯一出现过的统一王朝。但是，在大一统王朝里，晋朝存在感最低。西晋从统一到崩溃仅有37年。挺过亡国危机的晋元帝司马睿南渡，重建东晋，又出现皇权持续衰弱、高级士族轮流掌权现象，被称为“士族与皇权的共治”。公元420年，随着晋恭帝禅位给刘裕，国号改为宋，历时155年、历经15位皇帝的两晋退出历史舞台。
沈刚在研究晋朝的历史后认为，晋朝之所以国祚不长，是因为从建国之初就陷入一个死结，统治者提倡的主流核心价值，跟现实政治操作是对立、冲突的，形成晋朝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。而这个矛盾在被司马懿篡权的曹魏政权，同样存在。
沈刚对历史的这种理解与自身经历有关。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从小就喜欢文学和历史，小说《别了，十八岁》获过《萌芽》文学奖，曾经是上海市作协年龄最小的成员。大学毕业后，沈刚做过杂志、报纸编辑，上世纪90年代末离开媒体，创办广告公司，主要做企业品牌推广。他经历了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，也见证了很多中外顶尖企业的成功、扩张、挫败。在此过程中，沈刚认为，品牌和企业沉浮的规律，与五大维度有关：大环境、价值观、方法论、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能力。
也是在这时，沈刚阅读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系列著作，《从历史看组织》等跨界作品对他影响很大。沈刚觉得，历史更多是研究组织或团体的兴亡得失，这和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很多相通之处，于是萌发了从品牌主题运营系统多个维度，重新研究中国历史、叙述中国历史的想法。2022年，沈刚出版《兴亡：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》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评价说，作者虽然不是历史系专业，但有独特视角。目前，《兴亡》已经加印4次。
“《兴亡》是我第一次从事历史写作，写的又是通史性质的作品，不能出错是我的指导思想之一，总体写得比较中规中矩。那本书以主要帝王评传为线索，很多想法我没法深入，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也酝酿出新的计划。”沈刚说，他尤其对晋朝历史感兴趣，在新书《晋朝的死结》中，聚焦这个短暂又被忽视的王朝，从企业管理者角度提出新的解读。
魏晋风度背后的“双面人”
第一财经：晋朝是九个大一统王朝之一，为什么在历史上存在感很低？你研究了晋朝历史后，有哪些新发现？
沈刚：历史上晋朝被忽视，和《三国演义》的广泛传播有关，因为小说的影响，大家对分裂时期的三国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。晋王朝的实际开拓者司马懿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也是作为诸葛亮的对立面被描述，再加上还有千百年来流传的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”这样的话，都是对司马氏家族易代革命的否定，自然在民间，对三家归晋之后的历史就了解不多。
历史上晋朝的形象也很负面，比如被公认是最黑暗、最屈辱、最不幸的朝代之一。所谓两晋最黑暗，实际上出于晋朝得国不正的认知。司马氏父子在夺取曹魏政权时，大量屠杀反对的大臣、名士，皇帝曹髦更是被当街刺死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公开杀死的皇帝。司马懿也很残暴，平定了辽东公孙渊割据政权后，大开杀戒开始屠城。
晋朝被认为是最屈辱的朝代，主要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大规模逐鹿中原。永嘉年间，匈奴士兵进入洛阳后，太子宗王、士族官僚、百姓民众，大约有3万人在大屠杀中丧命，“永嘉之祸”的惨烈程度，远胜过北宋末年的“靖康之耻”。
疫情期间有两年时间，我被迫减少工作，但有更多时间读书，重新静心通读了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诸多史书后，我认为大众熟知的对晋朝的历史评价并不全面，比如很多人将西晋政权的崩溃归于晋武帝恢复分封制、统治集团的腐败等。司马懿、司马师和司马昭在早期的确施行过屠杀，得国不正，但晋武帝司马炎堪称帝制时代的一代仁君，假如历史给他充分的时间和机遇，他可能和汉文帝的功绩相比拟。后面继位的晋朝帝王，基本上也都算善良，所以晋朝实际上并不算是一个暴政王朝。
但晋朝为何不像周、汉一样，延续几百年呢？就是晋朝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结构性矛盾，这个对立成为系统死结，这也是《晋朝的死结》全书的最主要线索。
第一财经：历代王朝在国家治理上都有很多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关注晋朝？
沈刚：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，上承秦汉大一统，下启隋唐大一统，同时西晋王朝又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代，短暂地实现了统一。这样一个王朝的兴亡，能为我们看中国历史提供特别的启发。
秦汉第一帝国以后，特别是汉武帝以后，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被正式确立。儒家强调天命，所谓天命就是大自然的法则，从政治学角度而言，天命意味着王朝、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。汉武帝把儒学作为国家统治理论，代表了统治者公开倡导的价值观。
西汉末年出现王莽篡汉，但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，经过他的治理，东汉也成为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，以儒家价值统一思想、凝聚人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。可以说，这时的汉朝达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历史“双高”峰值，汉室享有天命的合法观念也深入人心，士民自愿接受汉室统治，忠于儒家、忠于汉政权、忠于皇室三位一体，儒家意识形态转为维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巨大向心力。
为什么仅仅100年多以后，到了魏晋南北朝，尤其是魏晋时期，士大夫阶层就脱儒入玄，不再相信儒学，改为追求玄学呢？里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晋朝有一个先天性的结构性矛盾，或者说合法性不足。晋朝代替曹魏的过程中充满血腥，废了一个皇帝，杀了一个皇帝，尤其是曹髦意识到司马昭篡位的政治野心，不愿意配合他做政治表演后，竟然被当众刺杀。这种大庭广众下的弑君行为，发生在忠君思想深入人心的两汉之后，严重冲击儒家文化底线，虽然没有影响司马昭最终代魏建晋，但产生及其负面的影响。
当司马氏建立起晋朝政权后，为了统治，要继续高举起儒家旗帜时，士大夫就觉得统治者太虚伪了。但他们迫于政治高压不敢说，有的做“双面人”表面配合，有的拼命喝酒，各种放浪形骸，于是有“魏晋风度”。魏晋南北朝也发生思想大转变，士大夫只孝不忠，造成社会撕裂，我称之为死结。
晋朝这种先天性的结构性矛盾，或者说合法性不足，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，魏晋南北朝没有实现统一，出现四五百年大混乱，根子就在晋朝。无论是曹魏司马政权，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秦汉第一帝国的合法继承人，都用禅位的方式改朝换代。替代者认为，前一个王朝有天命，但我更有，把自己包装成合法继承人。实际上这样的“天命”是他们自认为的，越到后来越没有合法性，都是因为统治者提倡的，跟实际做的违背，有结构性矛盾。
管理企业与大历史写作
第一财经：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得位也不正，发起玄武门之变，杀害兄弟、逼迫父亲退位。这些做法同样是严重挑战儒家伦理道德，为什么历史对他评价就更高？
沈刚：李世民有部分鲜卑血统，来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，是北朝政权出来的人。北方游牧民族的皇位继承规则和汉族不一样，特别是像匈奴这些地方，不是嫡长子制度，是强者争位，或者说强者得位，就是谁厉害谁来当统治者。所以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政权相比，没那么多历史包袱，不存在曹魏和晋朝司马氏政权篡权后面临的“天命”死结。
李世民获取政权的方式当然是暴力的，政权开始也是血腥的，但政治学上讲，统治一个地方好不好，主要看两个，合法性、有效性。李世民首先通过暴力和血腥建立有效性政权，把政权巩固后，就去解决合法性问题。这时，他向中原文化学习，把儒家知识分子融纳入统治体系，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，就是士大夫、北方民众认可唐朝政权合法性的过程。最后，李世民以隋炀帝的失败为镜鉴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、统一的王朝。
但是李世民这样的得位手段，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之后的唐朝，几乎每位统治者更替都很血腥。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谋反，他把太子废掉让李治继位，给了武则天机会。武则天为了当皇帝，杀死儿子李贤。中宗李旦病重后，韦后为了效仿武则天，又联合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中宗。唐玄宗通过斩除韦后上位，又诛杀太平公主巩固政权……唐朝之所以有那么多血腥的宫廷政变，就是李世民开了一个坏头。所以唐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，融合各方少数民族的政权，到宋经历了唐宋变革，胡汉又一次分治。
第一财经：对，去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吴铮强写了一本书《官家的心事》，就是研究宋朝宫廷政治，总体来说宋朝宫廷政治在历代王朝里都相对文明，除了宋太祖神秘死亡比较血腥，后面皇位继承时，没有出现把竞争对手直接肉体消灭的情况。
沈刚：宋朝是从宋太祖、太宗到仁宗朝时期，确立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、与平民士大夫共治的统治制度。这是多少年来儒家知识分子、士大夫的追求。其实“共治”要追溯的话，可以追溯到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。
因为党锢之祸，汉桓帝和汉灵帝因此被儒家贴上昏君的标签，实际上这两个人昏庸归昏庸，但不残暴。他们是外藩继位，没有接触完整的儒家经学教育，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就凭本能重用宦官。因为宦官有两个好处，第一，没有后代，自然对皇位没威胁。第二，很听话，而汉朝的士大夫有他们的价值观，要把儒家思想放在皇帝前面，不完全是皇帝说什么就做什么，要皇帝按照儒家的要求来施政。这种情况下，汉桓帝、汉灵帝当然觉得宦官好，就造成“党锢之祸”。
特别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，大将军窦武和太尉陈藩密谋武力铲除宦官势力，如果那次政变成功，很可能就和皇帝达成共治的共识。三国蜀汉政权就是这样，诸葛亮也是权臣，他跟刘禅之间的关系就是共治的雏形，从这个角度说，指责刘禅为“付不起的阿斗”，是庸主有点不妥。
东晋完全是君主和士族共治，所谓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，但那种共治是士族专政，最后变成了几大门阀家族垄断国家政治的局面。到了宋朝，科举制度全面推进，越来越多平民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，相对公平地进入统治体系大门，促进社会阶层顺利流动，最后宋代政权演变出君主专制前提下的与士大夫共治，达到比较良性的政治形态，宫廷政治在历代王朝中也相对文明。
第一财经：你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，办企业的经历对你做历史写作，有哪些影响？
沈刚：传统历史写作可能更多从理念出发。历史其实就是研究团体或者组织的发展规律，做过团体管理的人来做历史写作，可能会更有全局视角，共情能力更强一些。
比如士大夫评价汉桓帝、汉灵帝，觉得他们“昏虐”，“亲小人远贤臣”。其实站在管理者的立场，昏君就是现在说的弱势领导者，他们决策力是差一点，但是总体来说社会整体气氛还是宽松的，才老是被士大夫骂。
但是如果生在秦始皇、汉武帝的时代，遇到一个强势的暴君，还想秘密发动政变诛杀皇帝身边的宦官？早就被灭九族了。司马迁也就是对汉武帝提了点不同看法，就被直接宫刑。而在汉桓帝、汉灵帝的时代，士大夫是有机会表达的，甚至希望皇帝能按照他们说的那套儒家制度来统治。
晋朝也是，它当然有很多问题，一直被批评说很黑暗很残忍，但第一个皇帝晋武帝司马炎以后，继任的皇帝其实还是比较弱势，大部分都蛮善良，有些有点无能，或者短命、懦弱，掌权的都是士族。整体来说，这些士族饱读儒家经书，有价值观，和历史上的王朝相比，晋朝社会横征暴敛、自上而下的压迫其实不是很严重，艺术、文学、思想都比较宽松。司马炎“太康之治”时期，社会经济有一个迅猛发展时期，人口急剧增长，《食货志》还曾夸张地说，当时天下几乎没有一个穷人。
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抵抗住北方少数民族，造成中原流血千里，影响后面几百年的持续分裂和大动荡，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，作为统治者肯定要负责任。
《晋朝的死结》
沈刚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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